2015年4月15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确定为57个。亚投行和其他新的多边机构显然正成为发展融资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银行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满足其改善基础设施的迫切需要。同时，必须确保其投资项目不会损害当地民众和环境利益。

为什么要成立新的多边机构？为什么选择现在？

从经济实力和人口角度而言，新兴经济体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代表性不足。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金砖国家）共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1%和世界人口总数的43%，而在较为传统的国际金融机构中，这些国家的投票权与其体量不成正比。例如，这些国家整体上仅占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的14%和11%。

与此同时，目前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远远超过了可用资金水平。预计2010年至2020年，仅亚洲各国的基础设施投资总需求将达8.22万亿美元左右。当前的可用资金无法满足这一需求，因此亚投行、金砖国家发起的新发展银行等新金融机构应运而生。

2014年10月，21个国家签署谅解备忘录，筹建资金规模为1000亿美元的亚投行。最终共有57个国家签署协议成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包括英国、德国、瑞士等一批欧洲国家。亚投行将于2015年底正式成立。2014年，金砖国家签署协议，成立资金规模为1000亿美元的新发展银行。这些银行激发了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市场与发达国家进行发展和金融合作的新浪潮。

新开发银行的5个关键问题

这些发展融资领域的新主体具备后发优势，它们可借鉴现有国际金融机构数十年的经验，建立新的国际标准。在运营过程中，这些银行必须保证其支持的基础设施项目不会产生污染、损害健康或对人类和地球带来危害。这些银行必须考虑的问题包括：

1）话语权和投票权：如何设计治理结构？

如果设立这些机构的初衷是解决新兴经济体的需求，那么新兴经济体是否应在整体上保留多数投票权？

2）气候风险：如何在投资中考虑气候因素？

如何平衡“绿色”投资（如可再生能源和节能项目）和“棕色”投资（如采掘业）？如何为气候变化适应性和缓解性项目提供资金？会不会排除对燃煤电厂等高碳基础设施的投资？

3）环境和社会风险：环境和社会保障措施发挥什么作用？

能否建立环境和社会保障措施以避免基础设施项目产生污染和社会动荡等后果？如何吸取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经验教训？会采取何种措施确保项目彻底落实环境和社会保障措施？

4）透明度和问责制：如何处理信息和数据？

能否将投资决定方面的信息公之于众？能否建立投诉机制和独立问责机制？利益相关方参与政策有何期待？如何咨询利益相关方？

5）国家体系和原则体系：新机构如何平衡二者的关系？

如何平衡内部保障政策和国家保障政策？国家体系在何种情况下能独立运作？

很显然，世界需要新兴经济体领导的开发银行以扩大投资规模并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融资领域的代表性。但这些新银行也应发挥另一个作用：在引领更多发展的同时倡导可持续发展。

本文原载于世界资源研究所网站。